正方形状石材厚，书面光泽风雨绸。字体俊秀隽逸美，纹路清晰意悠悠……在美丽侗乡、抗战胜利受降地一一芷江宾馆附近的“芷江文庙”里，有一块历经沧桑的石碑，这块石碑就是一代文豪沈从文青年时期在芷江书丹的“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”。
细看沈从文先生“书丹碑”，由两种字体组成，即大篆、行楷。大篆标题13个字“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”，行楷内容个字（文字略），行文四个段落。整个碑体高2.06米、宽1.05米、厚0.95米，碑文石材青色略带朱砂光泽，属于名符其实的芷江明山石。碑文落款三人中为“渭阳沈从文书丹”，其他两人右、左，依次为“潭阳邓其鉴敬撰”、“渭阳沈岳焕篆额”，落款时间为“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二月谷且立”。
现将沈从文书丹“正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”的碑文（简体对照）抄录如下：
段君治贤，黔阳人也，生清光绪五年十二月九日。年十五，父母相继殁，家贫，经营商业，抚字二弱弟至于成立。清季，粤西匪乱，同邑黄公泽生督师剿抚。君入伍勇敢善战，以军功擢升哨弁。民国纪元前壹，武昌革命军起，湘应之，君为民军连长。民国肆年，袁氏窃国，南北兵战于湘西，辰沅各属糜烂殆遍。君随湘西宣慰使，义赈委员某来沅。宣慰使，凤凰熊公秉三也。熊公家于沅，太夫人在焉，欲作避兵计，会城乡远近兵匪纵横，道路梗噻。君性侠义，慨然以护卫自任，熊太夫人由沅之凤凰，经辰溪、泸溪、沅陵之险地，安抵武陵，君之力也。熊公感其义，荐于辰沅道尹张公容川。
民国七年，沅匪愈炽，君充警备队队长，一年之中率队清乡屡缉巨匪。匪畏之，甚而衔之亦甚。民国八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殉难于沅之西乡杨公庙。有自难地来者述其梗概：谓君出巡，匪探密布，侦知士卒若干、枪弹若干，某日经某地，某日至某地，杨公庙必由之路也。匪百余，乘君久出疲劳，麋集于此，以勇悍之众，当困顿之兵，激战数小时弹尽，士卒伤亡过半，君犹拨佩刀直前，手歼数人。匪众晔曰，此段队长也。围攻之，身被数弹，骤倒毙，复以枪刃剌之，无完肤。团邻往救无及矣，匪飏去。
四野人民识与不识，传闻恶耗，无不太息痛恨，以君平日无丝毫之扰也。裹尸至城，人民远来吊奠不下数百。县长孙公宪章为之请恤，照依警察巡官例，得给予三百元一次恤金并遗族恤金五年。
君身后无嗣，二弟远出。沅人士为营葬于东郭之外长寿庵之左，无徒慰死者于九京，亦正以励后来之效忠于地方者，斫石铬表，以志不朽。词曰：民国肇兴，萑苻满地，哀我沅人，不惶寝食。扰民非仁，避难非义，为民死难，义尽仁至。垒石为茔，镌碑纪事，奠厥幽宫，为之堕泪。
潭阳邓其鉴敬撰
渭阳沈从文书丹
渭阳沈岳焕篆额
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二月谷且立
据芷江沅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文川介绍，沈从文书丹的“墓志铭”碑，是年6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在芷江城郊一村民院内发现的。经有关部门鉴定，属于国家二级文物，也是一代文豪沈从文青年时期唯一留世的书法真迹。
有关史料记载，黔阳藉段治贤在辛亥武昌革命军起义后投军，因英勇善战被提升为连长。后因护送熊希龄太夫人护驾有功，被熊希龄举荐为芷江县警备队队长。段治贤在任警备队队长期间，芷江匪患猖獗，年在一次率队清剿土匪途经芷江县西乡杨公庙地段时，被土匪杀害。两年之后，芷江百姓依旧经常受到土匪侵袭，被掳抢烧杀，苦不堪言。为怀念和敬佩原来剿匪护法的警备队队长段治贤，选派名流志士集结县府要求给段治贤树碑立传，惩恶扬善。县府同意为段治贤立碑刻传，此事交由县警察所处理。警察所将撰写碑文的任务交由邓其鉴办理，邓其鉴拟好碑文后推荐徒弟沈从文书丹，沈从文挥笔疾书，一气呵成。
关于沈从文在芷江的过去，史料亦有记载：沈从文因家庭变故，于年举家迁来芷江，投靠时任芷江县警察局长的五舅黄巨川与姨夫熊燕龄，沈从文得在警察局谋了一份“税官”差事，在芷江城内征收屠宰税，闲睱时在芷江熊公馆藏书阁博览群书。时年，沈从文在熊燕龄的举荐下，拜师爷邓其鉴为书法恩师，练就一手好书法。
关于沈从文“书丹碑”，曾文川讲起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：年10月12日，著名画家、中国美协副主席黄永玉获悉芷江保存有沈从文墨宝真迹后，从北京专程来到芷江观摩“墓志铭”，十分慨叹并托人拓印留存纪念。年春天，沈从文先生的另一位亲戚来到芷江看到沈从文“书丹碑”后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，并将“墓志铭”拓片带到北京给已卧病在床的沈从文。见到自己的手迹后，沈从文热泪盈眶地说：“是啊!沅州城还有我的字啊……”由此可见，沈从文“书丹碑”不仅对研究沈从文书法有着极大的参考作用，亦对研究沈从文早期思想成为大文豪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。（文/图本报记者陈甘乐）
“书丹碑”落款字样
沈从文字体俊秀隽逸美
沈从文“书丹碑”
“墓志铭”字体
